著名机械专家沈鸿告诉陈祖涛，在中国建汽车厂是斯大林亲自向毛主席提出来的。
在建国之初，党中央为一个企业的建设发出文件，在党的历史上也是第一次，说明汽车工业建设对全国政治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。
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，但汽车工业及发展就被较早地确立了，共和国的的缔造者们审时度势，高瞻远瞩。
新中国成立之初，我国工业基础极为薄弱。1949年，我国工农业总产值为466亿元，其中农业总产值为326亿元，工业总产值只有140亿元，二者所占比例为7比3，说明我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国。而在工业总产值中，轻工业产值占73.6%、重工业产值仅占26.4%。
以至于到了建国近5年时间的1954年6月，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30次会议上，在谈到发展重工业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时，毛主席还形象地说：“现在我们能造什么？能造桌子椅子，能造茶碗茶壶，能种粮食，还能磨成面粉，还能造纸。但是，一辆汽车、一架飞机、一辆坦克、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。”
新中国汽车工业的由来，据中国汽车工业奠基人之一的陈祖涛回忆：我国著名的机械专家沈鸿告诉他，在中国建汽车厂是斯大林亲自向毛主席提出来的。斯大林说：“汽车厂代表现代机械工业的最高水平，你们建一个汽车厂，就可以带动整个机械工业和钢铁、化工、建筑等其他行业向前发展。”毛主席接受了斯大林的建议，同意由苏联援助在我国建设一座现代化的汽车制造厂。
当时，新中国成立不久，毛主席在苏联访问。在双方确定的156个重点工业援建项目中，就有建设一座综合性的汽车制造厂。苏联方面表示，苏联将按照斯大林汽车厂的规模援建中国，斯大林汽车厂有什么设备，援建中国的汽车厂就有什么样的设备；斯大林汽车厂有什么样的生产水平，援建中国的汽车厂就有什么样的生产水平。
陈祖涛说，斯大林汽车厂是起步于1924年的一个汽车修配厂，由苏联自己设计、改建，在当时也是世界上很先进的。二战期间，大批量生产载重1.5吨的“吉斯5”型卡汽车。战后，在少停产的情况下，成功地转产载重4吨的“吉斯150”型卡车。
经过谨慎选择，1951年3月，周恩来总理批示：吉斯厂（一汽）设于东北长春附近。
据他回顾，在援建汽车厂的过程中，苏方表示，斯大林同志对中国的汽车厂建设非常关注，重大事情都亲自过问，希望中方在建设时间上能和苏联协调一致，并提交了三年建成的进度表。
当时，一机部在向党中央、毛主席的汇报中说：“按我部现有力量，四年完成犹有困难，三年完成更无把握……将会带来进口设备积压和专家延聘等一系列问题。”
一机部的报告被提交中央政治局讨论。毛主席、刘少奇、周恩来、朱德等都发了言，认为提前一年虽有很多困难，但可以全国动员支持一汽建设；而一汽提前一年建成，对中国经济将有很大的好处，对全国人民也会有极大的鼓舞……
会后的1953年6月9日，毛主席亲自签发了《中共中央关于三年建设长春汽车厂的指示》。在明确了三年建成存在的具体困难后，认为“有必要通报全国，责成有关部门，对长春汽车厂的建设予以最大的支持，力争三年建成。”还具体规定“目前所需技术干部和行政管理干部，中央组织部应迅速尽量予以调配，将来该厂需要在国内制造的设备，各企业应尽量有限予以制造，并切实保证质量；在材料和物资供应上，国家物资分配应优先予以调拨，交通部门应保证及时运输。”除此之外，《指示》还提出了许多具体的保障意见。可见，在建国之初，党中央为一个企业的建设发出文件，在党的历史上也是第一次，说明汽车工业建设对全国政治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。
同年6月，毛主席为一汽奠基题词；7月15日，一汽举行隆重的开工仪式……当年，就有4000多名干部，数以万计的建设者来到长春。
陈祖涛感慨道，当时，要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，尽快改变我国农业国的地位，尽早建立我国的重工业基础，就成了新中国建设的当务之急。而在那个时候，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新中国进行全面封锁，企图将新中国掐死在摇篮里。环顾全球，只有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支持我们。
对于以“156项工程”为中心的工业布局，长期担任国家领导人的薄一波老人在其《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》中也写到：
每当回顾“156”项工程的建设，总是想到不要忘记斯大林，不要忘记苏联人民，不要忘记那些来华帮助过我们的苏联专家。
1950年2月，苏联政府确定给我国政府优惠贷款。斯大林说：“借款三亿美元，分五年付款，每年六千万，年息为一分；对东南欧各新民主主义国家贷款利息均为二分，中国因战争及经济破坏，利息轻一点。”之后，苏联政府又给与我国5亿卢布长期贷款，年息也只有2分。
当时，苏联政府提供给我们的援助，虽不是无偿的，确是真诚的。陈云同志曾经说过：“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，那时他们对我们的援助是真心诚意的。比方说，苏联造了两台机器，他们一台，我们一台。”能做到这样，确实是尽到了他们的国际主义义务。